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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发表于：2015/1/7 11:33: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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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口头上再三辩称欲为国家保留元气，但伪政权并没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，汪精卫再三以“卖身救国”自我辩解。汪自称投敌的意图是，“当前可以替国家保留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境地，多一分是一分”。南京伪政权建立前，汪精卫又对跟随者说，他们要“管理者为业经沦亡之土地及公民，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”“所欲保留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亡区公民之利益，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敌人”“故我等在南京组府，不光于抗战无害，而反于抗战作业有所辅佐，亦未可知”。⑥但汪伪政权在沦亡区助纣为虐，帮忙日军限制民众、征收物资，其底层官员还苛捐杂税。仅举一例，伪县署规则处理“县民证”，收取纸张费用2角，“但官与吏上下交征，准伪县署以下区乡公所加收至每纸五角，而主办之伪员竟索至七角，最终送达差役则所取一元，如此交征，小费多于正费10倍，闭塞之乡领用‘县民证’者，更须二元三角”。⑦如此盘剥，谈何保留“沦亡区公民之利益”？汪精卫对组成伪政权的各种计划，乃是根据几个错误判别。其投敌前后，恰是抗战最艰难期间。广州、武汉相继沦亡，美、英等国也没有展开全部援华的表明。这使汪精卫、周佛海等人相信，“日军必持续占据渝市及西安、昆明等地”“日美或日俄战争必不致发作”。⑧而当时确实也有不少人主和，除了后来跟随汪精卫投敌的一干人外，所谓“低沉沙龙”中还有胡适、陈立夫、陈布雷、顾祝同、熊式辉等各界名人。加之抗日会使中共坐大的调查，汪精卫很自然地以为，主和是大势所趋，要保留我国，就只有同日本和谈。商洽时，他又高估了自个的政治影响力，以为登高一呼，云南、广西、四川等省就会群起呼应，届时不愁没有与日本商洽的筹码。但是汪精卫的大多数判别都错了，汪伪政权没能招降到任何实力派人物，其建立一年多后，非但重庆等后方城市没有被占据，太平洋战争又复迸发。蒋介石“苦撑待变”的战略成功了。汪精卫因死于日本战败前，未能留下一份翔实的自白书。但1964年俄然有一篇相当于汪精卫遗言的文章——《最终的心境》在香港宣布。对于此文真伪，至今尚存争议，然其内容实不失为汪精卫的一个“自辩”。特别“今铭在宁六年，明知日方将败，而仍持续以之为对象商量者，则以国务虽有起色，尚在精进不休”⑨一句，很明显地表现了汪精卫对中日战事的看法，跟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，发作了底子改变。其投敌正可谓是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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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伪控制下的县城。
注释：①《汪精卫复孔祥熙亲笔函》（1939年1月4日），朱子家《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》（第一册），春秋杂志社印行，第20页；②陈公博：《自白书》，《审问汪伪奸细笔录》（上），凤凰出版社2004年，第10页；③汪精卫：《我对于中日关系之底子观念及行进方针》（1939年7月9日），《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材料选编》，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，第307、312页；④陶希圣：《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》，陶恒生《“高陶事情”始末》，我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，第248页；⑤陶希圣：《潮流与点滴》，我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，第165页；⑥梅思平：《自白书》，《审问汪伪奸细笔录》（上），第400页；⑦潘敏：《江苏日伪底层政权研讨（1937-1945）》，上海公民出版社2006年，第131页；⑧《周佛海日记》（上），第649页；⑨汪精卫：《最终的心境》，朱子家《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》（第五册），第16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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